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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大家】民法总则的立法原意与重大创新

时间:2017-05-17 10:02:03来源:《公民报》2017年第25期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民法总则,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了更全面学习民法总则,深入了解民法总则,掌握民法总则之精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拟利用市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的这个平台,分三期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对民法总则进行全方位的解读、透析。3月29日上午,在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会议期间,市人大常委会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向全体与会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讲座。
  周光权教授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面参与了法律文本的起草、前期审议工作,并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大会审议,本报现以“对话”的方式,将周光权教授讲座的部分要点和一些独特观点归纳如下,以飨读者。

民法总则的立法原意与重大创新

  主持人:本报记者 林墨 常畅
  嘉 宾:周光权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这是民法典编纂的开篇之作,大家习惯把民法总则比喻为管“从摇篮到坟墓”的法,是涉及人一生的法。但仔细看这次通过的民法总则,其实它管的时间更长,那就是从怀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然后一直到死亡以后的很长时间,它有可能都要管,因为总则第185条有保护英雄烈士人格的一些特殊规定。
  从宏观上讲,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从微观上讲,民法总则是个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对权益保护的“全覆盖”,是保护私权全过程的,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自由、更安心。
  民法总则的高票通过,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许。国外学者如此评价:民法总则的通过是中国走向国际强国进程的分水岭。能代表国外极大部分专家意见的一个美国学者说,没有世界一流的法律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毫无疑问,中国朝这个目标迈进了很重要的一步。

社会生活“造就”民法总则

  记者: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前前后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也先后几次启动了制定工作,但均未最终完成。那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促成这次的最终成功呢?
  周光权: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强烈愿望。
  此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制定民法总则,我个人认为,首先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以及全国人大高层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的制定。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和民法总则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为编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总则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
2  016年6月、10月、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3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0月、11月还在北京、四川、宁夏和上海召开4次座谈会,由张德江委员长和李建国副委员长分别主持,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
  一个法律的制定,高层如此的重视,工作抓得如此的实在,社会动员这么广泛,社会参与度又这么高,很罕见。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认为民法总则的成功出台,确实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正好,现在这些良好的基础我们都具备了。
  一是社会基础,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特别是最近这十年,互联网高速发展,引出很多新问题,比如个人信息通过网络扩散,这个信息原来作为隐私权来看,但是现在这些个人信息与我们的财产紧密相关,个人信息一旦泄露,个人财产就可能遭受损失,这在以前是很难遇到的。另外知识产权,这十多年来也有了很多些新的形态和新的发展,所以现在制定民法总则的时机正好。
  二是法律基础,诸如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这些法律有的已施行了十多、二十年,通过一些问题的暴露,我们已经寻找到很好的解决途径。
  三是实践基础,现在法院每年要审理2300多万件案件,其中只有100多万是刑事案件,剩下2200万件都是民事案件,这么大的一个民事案件量,让民事交往当中的问题纠纷充分暴露,特别是一些新型的诸如互联网纠纷,都需要新的法律予以规定,所以这也是个机会。

过度包装“影射”的绿色原则

  记者:民法总则共分为11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计算、附则,共206条。那么,您认为这些原则中哪一点特别值得一说?
  周光权:民法总则确立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绿色原则这六项基本原则,其中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绿色原则,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这是中国立法的创新,在国外的民法总则里是完全没有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怎么处理环境、社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实中遇到很多难题,需要法律予以规范。为此,总则专门规定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样的规定反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理念,这也是跟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长期处理好人文和资源矛盾这一国情相适应。比如说,前几年大家反应很强烈的月饼等包装过度奢华的问题,包装比月饼还贵得多,这不仅是一个民事行为,还是一个社会行为,也是很重要的法律问题。所以,这样一个涉及到过分浪费、破坏资源的民事行为,法律是不允许的,民法总则对其进行了专门规定。
  此外,总则还就关于习惯作为裁判依据的问题作了规定。总则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是以前也没有的,也是新的规定。
  我认为,这个规定很合理。但是,在这方面国外的民法比我们走的更远。目前我们只是起步,即没有法律的可以适用习惯,而国外是没有法律的可以适用习惯,没有习惯的可以依据法律;有的国家甚至是没有习惯可依据法律或者情理。
  常委会在讨论这条时,也有人提出意见追加一个:如果习惯都没有的时候,依据条理、情理、法理。但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麻烦,如何界定什么是公认的法理,哪些是公认的情理,最后可能整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条文最后写到是适用习惯。如果法院在审理特殊案子,遇到又没法律又没习惯时,则一定要按法理来,这个立法不反对。但这个法理一定要是公认的。

监护制度不只适用于未成年人

  记者:这次立法在内容上有很多创新,媒体报道也非常全面,比如降低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胎儿权益保护、烈士荣誉保护,那您认为这体现了什么样的立法标准呢?
  周光权:你说的这些规定,确实是我们在关于民事主体内容上的一些创新,不管是在征求意见还是总则出台后,社会反响都不错。
  其实这也就是立法尊重大家的意见的真实表现。
  如总则第19条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从10岁下调至8岁,以更好地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这里面的下调,常委会三次审议稿都是10岁调整为6岁,今年两会发给3000名代表的稿子上也是维持的6岁,但在讨论过程当中,有很多代表提出从10岁降到6岁,降太多。所以立法者考虑到有这么多人提意见,尊重代表意见,改到8岁。
  再如完善监护制度,总则就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分别在第27-30条、第31条、第32条中进行了规定。对监护制度如此详细,用的条文这么多,很多人不理解,说你是民法总则,总共才两百多条,为什么用这么多条来规定监护?
  我认为,这背后有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现实需要,民法总则也要参与社会制度。民法总则关于监护最初的考虑是未成年人,但是立法讨论到后面,也没放弃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以及老年人。
  所以说,这个监护制度是瞄准了这三种人。

延长诉讼时效更利于保护民权

  记者:我注意到,在民法总则中,关于诉讼时效也有了变化,为什么呢?
  周光权:是的。关于诉讼时效,民法总则有两个特别大的变化。
  一是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一般诉讼时效期延长为3年,以适应社会生活中新的情况不断出现,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司法实践,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第188条)。这主要考虑社会生活太复杂,一个纠纷发生之后收集证据需要时间,另外,有的民事主体要处理的纠纷太多,这一条把诉讼时间限定为2年,实在是太短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5年,有的国家更长。此前讨论中,多数民法学者就提出改成5年,但是最后立法没采纳,通过的总则仍是改成了三年,为什么没采纳呢?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如果给他时间太长,他就有可能懈怠,收集证据不及时,诉讼过程就越难。
二是增加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起算),给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提供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第191条)。
这都是对特殊的群体,法律给予特殊的保护。

 

感言:立法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记者:作为参与者,您能谈谈参与民法总则制定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吗?
  周光权:民法总则的制定是里程碑式的,伟大的立法事业,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作为参与制定民法总则的一员,感到非常光荣。这部法律的制定也让我们坚信,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制定一部立足现实国情,展现时代需要的法律,而且能够赢得世界各国尊重的。
现在看,我们是做到了。
  我认为,立法必须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展示中国元素。特别是对特别法人的规定,完全是考虑了中国几亿人的利益,考虑了中国发展的现状,在继承中呈现创新。
  立法时必须明确每一部法律的总基调,立法过程中不能偏离主题。这是一部保障权利的大法,是落实宪法保护人权的规定。
  立法是高水平创作,应该有“留白”的智慧和勇气。
  立法要多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的、最为通俗平易的语言,必须防止生搬硬套国外立法中的概念,要追求“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境界。
  立法者应当具备“一体化思考”的能力,才能确保法律之间没有矛盾。
  我认为,中国的民法典经过几十年的准备和酝酿,立法是慎重的,坚持了文化自信,展现了鲜明的主体,同时也善于学习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

责任编辑: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