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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及制度完善

时间:2019-06-24 10:35:44来源:西交民巷23号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  

自2015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已运行4年多的时间。这期间,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诉讼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案件类型日趋多元、诉讼规则逐步健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显著,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环境公益诉讼必须在坚持专门化审判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基础理论的立法研究,丰富环境损害事实查明方法,完善检察公益诉讼裁判规则,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全修复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再上新台阶。  

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1月施行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主体资格正式作出规定后,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始发展。2015年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13个省(市)开始试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类型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了诉因由“对人的损害”向“对环境的损害”的重大转变,回应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为以司法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力推动了司法参与环境治理的进程,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通过考察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实践情况,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并就制度完善提出建议,以期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更为充分地发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环境权益的重要制度功能。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  

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底,全国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041件,审结1335件。其中,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205件,审结98件;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1836件,审结1237件。从4年多的实践情况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1)诉讼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1.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数量逐步增加  

截至2018年9月,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增加到了22家,包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北京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贵州省青年法学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河南省环保联合会、河南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成都市河流研究会、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镇江市环境科学学会、淮安市环境科学学会、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福建绿家园)、安徽省环保联合会、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湘潭环境保护协会、益阳市环境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山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等。这些社会组织涵盖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全部3种类型,注册地涉及13个省(区、市),所提起的公益案件涵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的全覆盖。  

2.社会组织主体资格判断标准更加清晰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细化了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提审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系列公益诉讼案,以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审查标准。一是明确了审查社会组织是否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从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3个方面进行认定。二是明确了社会组织章程虽未明确规定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包含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可以认定该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三是明确了社会组织从事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或者从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活动,可以认定为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但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认定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  

3.检察机关已成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力量  

自2015年7月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开始以来,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积极提起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逐步超过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截至2016年12月底试点开始半年时,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74件,仅占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38%。而到了2018年9月,在已经受理的全部2041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为1836件,达到了受理案件总数的90%。  

4.支持起诉制度有了新的发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支持起诉原则,创新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支持起诉制度。在各类支持起诉主体中,检察机关的地位相对特殊。在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前,检察机关不享有公益诉讼的诉权,主要作为支持起诉人参与诉讼,且在各类支持起诉主体中占据主要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开始后,检察机关更多地作为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支持起诉的工作相对弱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当以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或者上述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为前提。因此,实践中还存在检察机关因社会组织提起诉讼而由原告变更为支持起诉人的情形。例如,在盐城市人民检察院诉扬州市寒江腾达化工厂等水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在绿发会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获得许可后,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撤回起诉并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此外,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内设机构,担任了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诉谢知锦等4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等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支持起诉人,表明了司法实践中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的鼓励态度。  

(二)案件类型日趋多元  

1.保护的环境要素更加广泛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均被纳入环境要素范畴,为司法实践拓展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提供了法律依据。从已受理案件的情况看,涉大气、水、土壤污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始终占据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自觉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审判重中之重的司法导向。涉及森林、草原、滩涂、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濒危动植物、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保护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逐步增加。特别是绿发会诉郑州市上街区马固村委会、上街区人民政府、峡窝镇人民政府和上街区文广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以及绿发会诉周耀禾、淮安市清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淮安市清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政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将不可移动文物也纳入了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范围。  

2.侵害行为样态更加复杂  

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除涉及直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外,还包括其他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类型。例如,在绿发会诉深圳市速美公司、浙江淘宝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通过生产、销售汽车“年检神器”,帮助车辆逃避年检从而导致大气污染。在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饿了么”等外卖订餐平台公益诉讼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未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选项,致使用户在直接点餐的情况下系统会默认为其配送一次性餐具,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在绿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原告主张水电站的建设将会对濒危植物“五小叶槭”的生存产生重大风险。在自然之友诉国家电网(甘肃)分公司、(宁夏)分公司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中,原告则主张未全额保障性收购清洁能源的行为提高了煤电的利用比例,对大气造成了污染,试图通过公益诉讼减少清洁能源的浪费现象。这些案件的起诉和受理,反映了社会组织对间接损害生态环境行为以及重大风险行为的充分关注。  

3.诉讼复合性不断增强  

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从民事诉讼扩张到行政诉讼领域,同时还由于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职能,与刑事诉讼发生了关联。针对司法实践中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往往来源于刑事案件的情况,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特别是针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妥当平衡当事人的刑事、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20条明确规定了检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目前,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重要类型,并在逐渐探索具体诉讼规则。此外,一些地方人民法院还受理了部分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环境公益诉讼的复合性不断增强。  

(三)诉讼规则逐步健全  

1.积极探索行为保全和证据保全制度  

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环保禁止令制度,通过颁发禁止令,禁止、限制污染者在诉前或诉中的排污行为,避免了损失持续扩大,取得了良好的预防效果。针对污染物流动、迁移的特点,积极探索证据保全措施,确保证据不致因灭失或错过采证时间而失效。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阴市长泾梁平生猪专业合作社、江阴市长泾栋梁生猪养殖场水、土壤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同时适用了行为保全和证据保全,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保证了受损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修复。  

2.有效发挥专家在事实查明中的作用  

人民法院在遵循诉讼制度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技术专家在证据采样指导、损害事实查明、因果关系认定、修复方案选择、修复成果验收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方式包括由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审理;作为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申请的专家辅助人;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家库成员,为审判人员提供咨询意见。技术专家的有效利用丰富了事实查明的方法,对司法鉴定形成了有效补充,为审判人员依法妥当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专业依据和智力支持。  

3.妥当支持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请求  

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21条确立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责任以来,各地人民法院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妥当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泰州“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首次将环境容量、环境承载能力等环境法上的重要概念引入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中,确立了污染大气、水等具有自净能力的环境要素仍应承担服务功能损失这一重要裁判规则,拓宽了服务功能损失赔偿的适用范围,实现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  

4.灵活运用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  

对客观上无法修复或没有必要修复的受损生态环境,各地人民法院按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律框架内积极灵活适用“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劳务代偿”等替代性修复责任方式,促进区域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的恢复和提升。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诉长安汽车公司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中,长安汽车公司经调解,承诺在公共场所安装100根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对替代性修复的责任方式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尽管近年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作为一项新类型的诉讼制度,无论是理论储备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着诸多不足,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案件数量分布不均衡,案件质量有待提高  

从案件数量上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检察公益诉讼,而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偏少。2015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年均仅51件。在我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数量10件以上的仅有江苏、山东、湖北、安徽、广东、吉林等地,而案件数量在5件以下的则达到11个,其中黑龙江、西藏、青海迄今还未实现案件零的突破。从案件质量上看,尽管各地审理了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典型案件,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质量偏低,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环境公益诉讼指引、评价和政策形成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二)诉讼程序规则有待健全、实体规则有待完善  

一是事实查明方法单一,“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仍未解决。主要表现为缺少专业化的、具有公信力的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同时,鉴定机构的地域分布也不平衡;损害评估鉴定技术规范存在冲突和缺失;鉴定费用相对偏高,甚至高出案件标的额;部分审判人员对鉴定意见过度依赖,甚至将法律判断问题交给鉴定机构处理。二是专门裁判规则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环境公益诉讼相较于普通环境侵权的特殊裁判规则研究探索不足;不同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和责任承担方式未能通过类型化研究加以区分。三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检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二审上诉制度等重大程序规则尚存不少争议,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等实体问题的判断标准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三)修复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近年来,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目前,山东、海南、贵州等地设立了专门的环境修复资金账户,集中管理、使用当事人缴纳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但在中央层面及全国大多数地区,修复资金的管理制度仍未有效建立。实践中,有的将资金上交财政,有的将资金保管在法院执行账户或是交给检察机关管理,有的探索将资金交给第三方社会组织管理,资金难以统一有效管理的问题较为突出。此外,修复资金的使用制度尚未建立,污染者承担的服务功能损失费、替代性修复赔偿资金没有合适的使用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境公益诉讼功能的有效发挥。  

新时期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对策和建议  

要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问题,必须坚持创新引领,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重点推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基础理论的立法研究  

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决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问题,但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等实体权利规则,则始终缺乏法律依据。目前与环境侵权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物权法第7章的相邻关系和侵权责任法第9章的环境污染责任。其中,相邻关系适用范围有限,一般是处理民事主体之间的通风、采光、噪声等邻里纠纷,与大范围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相去甚远,难以适用;环境污染责任则受到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制,仅适用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形,不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难以为环境公益诉讼建构扎实的实体制度安排。司法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普遍援引侵权责任法作为实体法依据,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现行侵权责任法在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实体法依据的同时,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套上了枷锁:司法实践难以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探索有别于传统侵权之诉的裁判规则;理论研究则始终受到侵权责任一般理论的限制,无法发展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体系。  

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首次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用两个条文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规定,为环境公共利益保护正式写入民法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利用民法典编纂的有利时机,深入研究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立法需求,围绕诉权基础、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分配、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遵循民事立法的客观规律,提出切合实际的立法建议。  

(二)丰富环境损害专业事实查明方法  

1.正确适用司法鉴定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加之司法部、原环境保护部共同发布的《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等文件,正式将环境损害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范畴。截至2018年9月,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中,专门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共有78家。这些机构集中分布在17个省(区、市),还有近半数省份没有专门鉴定机构,尚不能满足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各类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需求。同时,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限制,特定类型的环境损害无法鉴定、鉴定周期长、鉴定费用高的问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这就要求人民法院一方面合理选择适当的鉴定机构,另一方面还要拓宽证据形式,特别是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行政文书,国务院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环境侵权案件事实的根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认识鉴定结论只是证据的一种类型,不能唯鉴定是从,没有鉴定就办不了案,更不能将司法判断权交给鉴定机构。具体而言,在委托鉴定前,要充分考虑委托鉴定的事项是否属于事实查明问题,是否能够鉴定,是否有必要鉴定。对于当事人提交的鉴定结论,不仅要关注鉴定人是否有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等基本问题,还要对鉴定方法是否科学、鉴定依据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是否有效依法审查,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和准确。  

2.进一步发挥专家的作用  

首先,要鼓励和支持专家担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依据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的规定,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由4名人民陪审员和3名法官组成7人合议庭审判。人民法院要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在选任陪审员时分配一定比例的专家名额,为专家担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人民陪审员创造更多的机会。其次,要拓宽专家辅助人的职责范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专家辅助人的职责仅为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其功能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要积极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规范当事人委托专家辅助人的方式,探索拓宽专家辅助人职责,最大限度发挥专家辅助人制度功能。  

(三)完善检察公益诉讼裁判规则  

1.完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  

首先,要明确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主要是节约查明专业事实等司法资源,平衡因同一环境违法行为引发的民事和刑事责任,督促行为人自觉修复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不能舍本逐末,特别是不能弱化或减轻当事人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的承担。其次,要遵循诉讼的客观规律,依法审查民事公益诉讼是否符合附带提起的条件,如果存在公益诉讼案件被告与刑事案件被告人范围不一致等不符合附带审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释明检察机关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再次,要依法保障社会组织的诉权,经公告后有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诉讼地位应当依法变更为支持起诉人,并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交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能以附带诉讼为由损害社会组织的在先诉权。最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原则上应当在一份裁判文书中同时确定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2.规范检察公益诉讼二审程序规则  

首先,应当遵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基本规律,由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检察机关通过上诉启动二审程序。其次,按照当事人恒定的原则,上级检察机关参加公益诉讼二审程序的,不能取代原检察机关的上诉人地位,也不是独立一方当事人。基于这一认识,上级检察机关不能代替下级检察机关发表意见,上级检察机关发表意见与下级检察机关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休庭或者延期开庭,待意见统一后再行开庭审理。  

3.完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和实体规则  

程序规则方面,要注意发挥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的积极作用,审查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书中诉讼请求的内容是否与诉前程序检察建议书的建议内容一致。如不一致,应向人民检察院释明。实体规则方面,要围绕履职行为的可诉性、履职主体的范围、未实质履职及滥用职权的判断标准等核心问题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相对统一的规则。在审查被诉行政机关是否按照司法建议依法履职时,应考虑行政机关接到检察建议后是否已经及时启动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等程序,是否存在未能在两个月内履职完毕的客观障碍。对于恢复植被、修复土壤、治理污染等特殊情形,被诉行政机关主观上有整改意愿,但由于受季节气候条件、施工条件、工期等客观原因限制,无法在检察建议回复期内整改完毕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未依法履行职责。  

(四)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传统民事权利救济制度以损害填补为原则,惩罚性赔偿为例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各地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例如,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土壤、水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在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确定系数时明确提出,“考虑到本案污染者的过错程度、污染物性质、周边环境敏感度等因素,酌情确定本案以虚拟治理成本5倍计算赔偿数额150万元。”在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根据被告违法排污的主观过错程度、排污行为的隐蔽性以及环境损害后果等因素,判决被告以案件查明2600吨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基数在3至5倍区间承担最终赔偿数额,带有较为明显的惩罚性赔偿特征。  

目前民法总则已在第179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为环境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人民法院要围绕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赔偿额度范围等问题积极进行探索,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体系。  

(五)健全修复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关于修复资金的管理,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继续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现实,可以考虑依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规定,探索将环境修复资金交由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或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管理体系。关于修复资金的使用,现阶段可以考虑与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将修复资金同政府生态与环境保护、修复和改善资金共同纳入财政预算,让修复资金真正用于环境的修复。  

(六)加快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必须组成专门的审判队伍依法审理。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大力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截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共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1040个,其中22家高级法院、105家中级法院、258家基层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下一步,已经设立专门机构的高级法院,要认真研究推动机构建设新发展。尚未设立专门机构的高级法院,应把环境资源审判专门机构的设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中基层法院的机构设置应当坚持“按需设立”的原则,在重点区域、流域,如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粤港澳大湾区以及福建、贵州、江西、海南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环境资源案件的审理。以专门机构为依托,组建既精通法律又熟悉环境专业知识,既能审理案件又能开展理论研究的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团队,树立精品化审判战略,提升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理论研究和实践水平。 (江必新 作者江必新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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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畅 陈越